（著名作家王树增、王瑛伉俪照，如今我称大哥大嫂）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在新疆一个非常偏僻的不毛之地，一个上等兵满怀了希望伏在桌子上，认真地抄改着一大叠稿子。那些稿子，是他从练笔的几十本稿件中挑出来的。一个月后，随着厚厚的一叠稿件寄走，他下定了决心：如果稿件能够发表，他就考军艺；如果不能发表，他就得先考其它的一所学校，解决生存问题。
后来，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像多少次投稿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之后，他终于认定，自己不是搞文学的那块料。过了那个冬天，学文科的他不得不报考了一所理科院校。所幸，在文学梦上走了那么久耽误了那么长时间的他，终于还是被录取了。
不用说，那个上等兵，便是我了。
似乎生活都是这样，我们总是容易屈服于内心的卑微，首先向生存妥协。或许，这便给文学设下了一道暗语：面对生活的诸多无奈，许多人可能仅仅只把文学当作一块敲门之砖。文学，不过只是他们在人生失意之后的无奈选择。
而我，之前从写第一首诗发表第一篇新闻稿件起，已写了近十年的时光啊。为了写作，还曾背着诗稿独自流浪了半个中国。那时的我，无论怎样看，绝对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
多少次的失意后，下定决心不再写东西。但说是不写，还是写了。只是没再想自己的东西就是文学，完全是自娱性质。人生的多次机遇，都来自于偶然。军校一同窗好友，时常爱请我们在休息日打牙祭。那时我们很穷，学校的伙食实在不敢恭维，吃饭时突然一停电，肯定有人趁机总是敲碗筷表示不满。好友家里稍微脱贫，加之他为人四海，大方，总爱请我们。吃多了，我们便不好意思再“敲”他，吃了人家的就觉得欠他什么。他明白后对我说：“你不是写了那么多东西吗？把它投出去，有了稿费你就请我，没有稿费我请你你得来。”
于是，抱着玩笑的态度，回家真的认真投稿。也许是编辑见怜，第一篇便发表了，而且是头条。
兴趣由此而来。此后我开始四处投稿，每天伏在十二个人一屋的床上，在扑克声中继续着从前的文学之梦。那时的情形不知能不能叫厚积薄发，反正文章开始慢慢地变成铅字。那时的文学还不像现在这样萧条，想当作家的人多如牛毛，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成千上百，因此，我发表的东西再多，也只是像一粒石子丢在了大海里，无声无息。
直到遇上了我人生中最重要几位的老师，直到遇到了《解放军文艺》和我的责任编辑，我才懂得了，文学的关爱与激励，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有着多么大的重要性。
撇开地方刊物不说，仅在军队系统，如果我没有遇上这样的两位老师，我想我可能还会在文学的原地打转；同样，如果没有这两位老师，我的人生变化绝不会有这样大。
这两个老师，一位是总后原创作室主任王宗仁老师，在此按下不表；另外一个，便是《解放军文艺》的王瑛编辑。
如果在今天，我想像不出，这样一位纤弱娇柔的美丽女子，这样一位沉静温和气质高雅的北方丽人，会编出那么多获奖的文章来。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顺利出现在文艺上，就出自于她的亲手修改。换在今天，我也很难想象，当时在那么多的自然来稿之中，她居然会花费那么大的力气来修改一个既不相识也不知名的作者的稿子——如果不是今天，我也不会知道，长年的伏案作嫁衣，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身体健康，这恐怕不是每位作者所知道的。
那时我在天津，毕业留校后居住在一条幽深而阴暗的楼道里。在那个城市我没有一位亲人，生活得相当孤独。加之我留校是一位首长点名的，他说留下我以后肯定会为校争光。可这位好心的政治部主任留下我后不久便调走了，因为某些不可述说的原因，我即被“下放”到基层作教练员的工作，觉得人生相当的阴冷。所以文学之梦便成了我感情上最大的寄托，所以每当收到她的回信时，我便觉得有丝丝的温暖，流入到我寂寞的生命中；觉得缕缕的阳光，开始光顾我们这些头顶草屑的孩子身上。特别虽经她手编辑发表的稿子，让我的信心与激情大增，工作之余，我一切的时间便是伏案写作，连恋爱也不谈。写成之后，不停地寄给她。她几乎是每信必复，那短短的几句话，让我获益匪浅；有时稿子不用，她也改得工工整整地寄回，那出自于她手密密麻麻的瘦长文字，常常让我品味半天。
于是，我的作品开始慢慢地发表在原本遥不可及的文艺上。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内心挤满了希望。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太善于与编辑交往的人，直到今天仍觉得写作这种东西，变成产品也可以与编辑不见面，简单而又纯洁。虽然对编辑感到好奇，充满感激，但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我却没有见过她，也从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来往的，只是稿子与书信。她的回信，总是让我感受到了一份默默的关怀，因而变得更加勤奋。
我第一次见到王瑛老师时，是在总后举办的军事文学创作笔会上。在那之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笔会。而一参加，便是要给我开作品讨论会。原因我的中篇小说《仰望苍穹》发在《天津文学》的头条后，被天津作协的张伟刚老师与创作室原主任王宗仁老师相中，他们要在那个笔会上开我的作品讨论会。习惯了多年单枪匹马特立独行的写作方式，一下子出现在大家面前，我被大家笑称是总后闯出的“黑马”，那种受宠若惊之感，很是惶然。特别是听说王瑛编辑也要来，我心中更是紧张，不知见到她时说些什么。所以跟在那些认识很多编辑的人们身后，我总是眼看地面，左手搓右手，不敢抬头。所以在那场笔会上，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有天中午会刚完，听说王瑛老师来了，我急忙跑去看，结果错把一位参加笔会晚来的女作者当成了她，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那位作者可能也迷糊了，都啊啊啊地答应着，说了半天，才听到有人喊刚进门的人为“王老师”，我才知道自己搞错了，闹了一个大红脸。
那次见面，我记得王瑛老师仅与我说了几句话。当时人很多，大家都有问不完的问题，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觉得底气不足，心虚得总是不敢问。后来有了个机会，我对她说“王老师你好，我是李骏”。她抬头看了我一下，说：“啊，你就是李骏。”然后回头去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我想等人少的时候与她说说话，结果那么多的人都围着她，让我没有开口的机会。等到下午会完，才知道她拿了一叠稿件便走了。当时我特别后悔，觉得自己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第一次参加笔会，我还不知道要把稿子抄在稿纸上，而是拿了一本本“原始”的东西，结果没好意思掏出来。
之后我怅然地回了天津，又是数月过后，宗仁老师打来电话，说让我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帮助工作。我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到后才知道是王瑛老师推荐的。我原以为短短的一面，她可能记不清哪个作者是哪个了，没有想到，就是那短短的一面，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竟然记住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作者。今天想来，我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我到出版社帮助工作有近一年的时间，去后才知道不在《解放军文艺》而在图书编辑部，与文艺只隔几个门。就是这几个门，我也常常不好意思进去。每次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又怕自己不会说话便退回来了。除了在楼道和饭堂里见到她，我很少到文艺编辑部，偶尔进去，总是发现她伏在桌子上看稿，又怕打扰了她。而她，对我却非常关切。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切。每次碰见我时，她有时一笑，有时停下来亲切地问问我最近怎样，过得好不，缺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有没有钱用。最让我感动的是，社里发生活用品时，她也要把自己的东西分给我一些，让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也只有她，能体谅到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帮助工作的艰难生活。每天下班，当大家一走，偌大的楼道里只有我孤身一人，她便便常常想到我。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个冬天的下午，我和她一起到民族公园的书市上去买书，分手时她详细地告诉了我回社的路线，坐多少路车，到哪里转车。怕我搞不清楚，还写到了纸上。等回到社里天已很晚，我正准备睡觉时电话响了，一接正是她打来的。她说：“回来了吧，我怕你走丢了呢。”放下电话时，我为这句话又掉了泪。我离开出版社的那天，她请我吃了饭。而我，直到现在，却从来没有请过她。
在出版社的那一年，《文艺》基本上没有发表过我的东西。但我却从她那里，从一次次改稿与断续的交谈之中，逐渐懂得了小说是应该怎样写的，懂得了编辑是应该怎样做的。文艺社那无私、认真、负责的风气，让我感受到了编辑们不易。
那之后，我又回了天津，作品开始频频出现在《解放军文艺》和全国其它的刊物上。但几乎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开头发在中间，后来逐渐排到头条，以后几乎都是头条，而且每篇都是王瑛老师亲自编辑的。每当收到杂志，我便与原文对照，知道了在哪个地方，又加入了她的心血。她向来就是这样，只默默地为作者作嫁衣，自己却从来不说。只有当作品出来时，才知道那篇稿子发了。更让人感动的是，她把自己认为的好作品都报了奖，也只有当报纸公布了获奖名单，我们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榜上有名。而她，在电话中或碰到时却从来不曾提起。
一个编辑如此，一个在当今文学已风光不再的年代的编辑如此，作为作者，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惟有把作品写得更好，才觉得对得住她。后来，我对文字开始敬畏起来了，如果自己认为写得不好的东西，根本就不敢拿出手，一怕对不住编辑，二怕对不住读者。毕竟，在一个认真的、有眼光的编辑面前，任何有水份的东西都经不住她那火眼金睛的——我曾仔细看了历年全军作家的获奖作品，发现大部分作品都是她的责任编辑。于是，对于写作我也更加严谨。有次，应别的杂志约稿，我写了《东营盘点兵》，自己觉得挺满意的，到邮局寄走时改变了主意，便临时又改寄给了她。她很快发了头题，之后迅速被《小说月报》转载了。我想，一个作者对于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编辑，那份感激惟有这样才能报答吧。
接触的时间一长，我便知道，她自己的小说原本是写得非常好的，那份感觉，非常人能及。可为了作者，为了读者，她毅然放弃了。对于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而言，放弃自己的创作而一生为人作嫁，这是多么大的痛苦与牺牲！我还知道，有些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品，且不说是她编辑的，有的干脆就是她出的主意，更有甚者，她连自己最好的细节也奉献了出来，写在了别人的文章里。
她却仍然不说。或许，这也正是她赢得了作家们尊重的原因之一。就我在文艺社工作时所知，那些轻易约不来的名家稿子，只要她一个电话，那些大作家们就会很快寄来，很给她面子。
一个编辑如此，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了。作为一个作者，应该说是很知足的了。而她却不止如此，对于那些有发展前途的作者，她还帮助人家考学、提干、转志愿兵、请创作假、改善工作条件，费了多大的劲只有她自己知道。至于有些人后来发迹了，变脸了，她也仅是装在心间，从不与人提起。于我而言，包括恋爱、婚姻与家庭，包括工作变动，她都是一一关心的，过问的。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作者，能够得到这样的关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激呢？记得她曾经对我说：“你知道吗，李骏，大家为什么都愿意帮你？因为你人好。”其实，在我们心中，她才是最大的好人。只是这种内心的感激，我们无缘报答，因为她在帮助别人时，根本就不曾想过回报。
而我，也因此通过《解放军文艺》，接连发表了这些年中最重要的作品：《营区的光线》、《英雄表》、《英雄泪》、《英雄魂》、《英雄血》、《梦回吹角连营》、《难说再见》……，它们分别获得过全军文艺新作品一、二等奖，解放军文艺奖，总后军事文学奖等。我也因此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发表文章、出书、获奖这些原本于我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开始变得平常。从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到现在，我在省以上刊物发表了二百多万字，已经出版了四本书，作品还多次被《小说月报》、《读者》文摘、《青年文摘》、《中外期刊文萃》等转载，获全国全军奖多项，每一项成绩，应该说都有她的功劳。
掐指算来，从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时起，也快有十年的时光了。十年前，我寄出那厚厚的一叠稿件时，还是一个远在新疆大漠深处的上等兵，而今天写这篇文章时，我却已是在首都大机关工作的一名上尉。
人生十年天地换。造化弄人，最是那无情的岁月，吹得我们的人生渐渐老去。关于文学，我们也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守，不时发出阵阵的忧伤。何况，城市的生活，身边的人事，已不容你从容地写完你内心最真诚的句子，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那无尽的杂事琐事纠缠。因而，那常常不期而至的泪水与感动，就只有淹没在工作的杂乱无章和琐碎无序之中。等绵长的岁月走了之后，读着别人的作品才会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旧事可忆，青春无痕。十年于人，非一言以尽，滚滚江河东流去，从来关爱悄无声；十年于事，恍如隔世，道不完的世态苍桑，述不完的人间苦短。
然而，当我们回视走过的路，却依稀可以看见来路上的点点滴滴，感受到一家好刊物一个好编辑的珍贵情谊与真心实意。或许可以这么说，这十年，当我们目睹了文学从辉煌激扬走向了萧条沉寂，文坛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走向了大众俚俗，我们也共同经历了文学之路上的惊喜、欢心、迷惘、痛苦、挣扎与沉默，我们为仍然能够看到像《解放军文艺》这样鸣着黄钟大吕、敲着铁鼓铜琶，高扬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大纛的文学刊物一枝独树，一花独放而兴奋，为体味到像《解放军文艺》编辑们这样的无私般为人作嫁与苦行僧般的坚守经营，触摸到作者与刊物及编辑间的真挚的信任与温情，而感到激情依在，梦想仍存，青春又返。
往事如风，来去无踪；人生若梦，各不相同。王瑛老师曾经说过，只有人性依在，人生依然，人道精神依存，文学之舟就不会沉没。作为忠实的作者与读者，我们也同样相信理想不会沉没，英雄不会死亡。的确，当文学在迈过了漫长的汛期与干沽之后，我也在磕磕绊绊中渐渐长大，由当初的一个文学小青年成为人夫人父。摸一把尖硬的胡子回头望去，我发现，最让我的记住的不是发表的那些作品，而是自己对文艺与文艺的编辑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感激。这种感激，见证了我人生青春期成长的全过程，铺满了我人生成熟期的人生路径，撒满了我人生成才期真切的花香。
我想，我可能算不上文艺扶持的作者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但却可以这么说，我是因文学与《解放军文艺》而改变了人生的重要一员。因而，写这篇文章时，我要衷心地对《解放军文艺》和在文艺工作过的佘开国总编辑、王瑛主编、刘增新、刘立云老师、王大亮、李亚编辑及曾在一个办公室呆了一年给了我许多温暖的董玲和文清丽姐姐说一声感谢。感谢你们，无私地帮我造就了今天。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我惟有像父亲爱土地那样来耕耘作品，像农民爱玉米那样来爱文艺和你们。
-12-24完稿于北京五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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