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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述怀七

“下海”的日子

[镜头一

初冬的一个上午,飘零的枯叶纷落,又被风卷起,扑向行道的远方。

机关小区的行道上,一对母子边走边说着,母亲头发已花白,30岁的儿子低头推着辆蓝色小童车。

镜头二

走到小区门口,儿子停下了;母亲接过童车,又继续右拐推行。儿子步履沉重地跟在后面。

虎踞北路上,母子俩走过机电学校,又拐弯走到了童家山(现在为模范中路)。

镜头三

冬日阳光和煦,不远处有几对年轻父母或抱或牵着孩子在散步,在玩耍。也有老人坐在住宅区门口晒太阳聊天。

儿子拉住母亲手中的童车,双眼噙满泪珠,不肯再走。

镜头四

一墙角处,母子俩把一块泡沫板放置上小童车上,放上了10多本少儿图书。少倾,有人群围了上来。

镜头五

人群中,那靠墙的儿子把帽檐压得低低,似文革中被批斗的对象低着头在接受审讯。

“你们这还是卖书的呀?”“妈妈,我要这本孙悟空书”……]

定格。

是的,30年前那迈出“下海”第一步的历历过往,一幕幕重浮眼前,尤如昨日。

那是88年初冬的一个周末上午。

从艺光厂“待岗”也即下岗后,虽曾有些思想准备,但真正事到临头,还是有些迷惘无措。

这之前一年,我已结婚,妻子也是艺光厂的,在设计室任图案设计员。结婚时家具电视都是父母操办的,内心总有一种羞愧包裹着,总想着三十而立了,一切当自立自强了。没料到30岁未“立”又“待”,压力亦是“扛扛”的。那段日子我隔三差五就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转悠,说的好听些,是在寻找、调研商机,其实也就是漫无边际地在全城乱转。

20岁不到时,一位老知青教我唱岳飞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亦曾让我向往三十岁的到来,及想象三十岁时的模样。却怎么也没想象到30岁“待岗”的情景。

众里寻她千百度,机会还在山西路。一个偶然契机,我发现军人俱乐部对面的儿童商场门口,一卖少儿图书的小书摊生意很火。儿子出生后,曾多次来过这家儿童商场买过儿童服装、玩具,但并未留意这个小书摊。联想到曾参加过的一次全国少儿图书展销订货会目睹的盛况,及有过在《春笋报》下属的“翰林书屋”几次周末兼职经验,觉得这或是我试海的一个突破口。

在和书摊的老大妈攀谈时,知其子在出版社当司机,图书都由其儿子进货。又一日,约其子,谈代销,其子乐,觉得能帮其扩大销售,何乐不干呢。约定我先全额付款拿书,卖掉的书籍按金额大小不同提5%-10%不等折扣,有磨损的我买下,卖不掉的则退回。于是我挑选了约10种少儿图书,每种各5本,基本都是我省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彩印少儿图书,启动资金不到元,付款后带回了家,准备择一个周末付诸摆摊卖书行动。

(小童车上搁块泡沫板开始了书摊第一步)

知儿莫如母。那天母亲得知我准备出摊卖书消息后,不仅电话里鼓励我,还一早就赶到了我住的天津新村小家,要陪我一道卖书。当我把预备作书摊用的儿子童车搬下楼后,原本鼓起的勇气又立马全泄了。

须知88年虽已改革开放第10个年头了,但那时沿街门面还甚少,基本上也就几个农贸市场,及鼓楼牛仔裤一条街等少数几个服装集散市场,还有为数不多的零散小摊小贩。人们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处在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早期的一些农贸市场、服装市场“做生意”的,又有不少是劳改释放等人员,一般市民或多或少还是另眼相看的。

因此,当我深呼吸下楼后没走几步,还是有点紧张,又跑上楼戴了一顶旧军帽,把帽檐压低推着辆80年代的蓝色小童车出发了。

(那时已有了儿子,也需要我陪伴玩耍)

事先选择地点时,又不好意思选择家门口小区,生怕遇见邻居熟人;就选择了当年机电专科学校北大门家属区现在的模范中路童家山2号附近,万一失败了,回家也方便些。可推着童车没走多远,就感到脚下似有千斤重,每迈一步都步履沉重,走到小区门口出门拐弯时,已再无勇气推车前行了。母亲见状,将她手上拿的一块泡沫板(那是一块电冰箱包装盒上的方块泡沫板,我设计用来作铺板的)递我,推起童车就快步前行,并对我说:“儿子,咱们自谋出路没什么丢人不好意思的!”

童年时,母亲牵着我小手教我走路,我18岁工作前夕,母亲对我说“你自己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但在我人生30岁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还是有赖母亲的臂膀,母亲的鼓励,母亲的陪伴,让我迈出了那艰难的人生又一步。

父母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解决工作问题,但没有借助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人脉,去为他们的儿子托关系找工作。只在我自选的路上,予以了我勇气和信心。

(当年的童家山现仅存2号北门了)

冬日的阳光和煦地照着,只见多个年轻父母或抱着或牵着孩子,在散步,在玩耍,也有些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人们在尽享冬日周末的惬意时光。

走到距童家山2号机校北门不远处,我目睹这一幕景象,双眼顿时就噙满泪珠,不停地在眼眶打转:我也有半岁的儿子要父亲陪伴玩耍,年近六旬的母亲此时也可以在家晒晒太阳休息,我却在推着儿子的童车要讨生活谋出路,还拖累妈妈舍弃休息……

那一刻,终生难忘。

(小童车及地摊上卖过的少儿书)

按事先演练过的程序,我把几十公分的泡沫板搁置到童车上,再用绳子固定住,又铺了一块原本家中茶几玻璃下用的绿布,权当是一个小铺面了,又逐一把童车下的七、八种少儿图书样书放上,帽檐也压得更低了。

若从远处看,估计就好似一个卖红薯山芋的流动摊点微型版。

那条路上原本还没人摆过摊点,渐渐的,有人群好奇地围了过来,我站在墙角边,低着头,双手放在裤袋里,好似一个犯错的人在准备接受审判。

“你们这还是卖书的呀?”“妈妈,我要买这本孙悟空”……耳边不时有了问话声、议论声,“是的是呀,都是小朋友喜欢的图书,品种不少,价格也合适,你们可挑选看看”,见我低头未语,母亲热情地帮我回应着,招呼着。

居然,就真有人陆续买了,有的还不止买一本,有的见别人买了,也跑回家取钱来买;居然,第一天出摊真就开张了!

意外又不意外,因为我所挑书籍,都是我在山西路那书摊前,反复观察好几天观察出的童话类少儿畅销书。

刚开始因紧张颇感口干舌燥,嗓子冒烟,随着拿钱找零、取书放书几个回合,心情也稍显平复了,帽檐也逐步提上了,头也敢略微抬高了。虽然曾在厂里到居民小区卖过布,但那是带着黑板大张旗鼓为厂里销售的,是为单位争做贡献的,而自己出摊的感觉、感受,则与之截然不同。

记得当年江苏少儿社出版的几本主打图书,全彩色印刷,印刷也精制,价格1.80元一本,个别也有1.60元、2元一本的。半天下来,销售额也有几十元,若5%或10%也有几元收入了,超过厂里日均工资了。

万事开头难。我的一段下海生涯,就这么从一个小童车摆摊试水起程的。

两、三次尝试后,我就在想,何苦要推着童车出摊呢,泡沫板上也放不了几本样书,出行也不方便。若骑自行车带一个塑料布到人群更集中的地方摆地摊,图书品种岂不可以更多,出行岂不更方便也更机动?

自信心有了,胆也大了些,于是又择了一个星期天,进了更多书,斗胆选择了当年山西路广场少年宫附近的路边,摆起了地摊,还是戴着帽子,套了件黄大衣,起先是坐在地上,收钱找零的黄书包挎在面前,毕竟广场地段人流大,随着围观买书者的增多,又蹲起,后来干脆就站起来了,照看的视线也宽些。有几次,甚至干到华灯初上仍不罢干休。

那个冬季,马路上寒风凛冽,双手也冻得红肿,但心里却是暖暖的。销售额突破百元已有几次了。

一晚,坐在路灯下,呵着手,随翻图书的反面,发现江苏少儿出版社地址就在玄武门附近不远的百子亭。就在想,何不去出版社发行科试试直接批发进书?折扣应更高些。从销路观之,我已有信心和底气,不用再从他人转手代销了,若出版社无障碍,我可以直接支付现金包销了。

(如今的百子亭34号,已是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所在地)

说干就干,我把封面有磨损的图书都折价卖了,与儿童商场门口的摊主结清了所有账目,所有代销书籍都以售完结账。

一日,我找到玄武门附近百子亭巷子内的少儿出版社发行科,说明来由后,竟获得了发行科工作人员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证券业常用“事件驱动”(或“政策驱动”)一词,许多事情背后也是有来龙去脉的。

从宏观上讲,过去我国图书传统的发行体制都是以新华书店代销为主,后来了解到,早在82年7月,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通知》,转发了原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报告》及《关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业务关系的若干原则规定》。而这两个文件,对社店关系、购销形式、征订包销形式的具体做法,以及在征订包销形式下出版社自办发行办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冲破了我国传统的购销形式,88年中宣、新闻署又联合印发了两个文件,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搞活图书发行体制和图书市场。

从中观上析之,当时江苏作为全国的出版大省,在改革中也是争当弄潮儿,上下皆有了开放的心态和认识上的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图书发行改革大背景下,我那天在少儿出版社有幸没吃闭门羹。相反,发行科的同志还予以了热情接待、理解和支持。

发行科同志带我到样书陈列室挑书,在诺大的橱窗展示柜前,我看到了太多的各类少儿图书,不仅有我代销过的《世界童话名著精选》、《动物趣谈》、《十万个智斗故事》、《中国历代儿童故事选》、《实用儿童故事大全》及西游三国等,还有诸多小学生工具类书籍,如《六年制小学生词语手册》、《小学生作文词汇语段手册》等,甚至还有大部头的儿童辞海。这令我眼界大开,比那书摊上的品种丰富多了。

去出版社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得知后,给了我元现金用以周转,我那天连同自已的上百元流动资金,全部开票批发进成了书,因是直接现金包销,折扣也高达18%--22%不等,自行车后架上堆了几大包。

这之后,我又去多个新华书店少儿柜观察数次,发现我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数学应用题题解手册》等书籍颇为畅销,遂又去江苏教育出版社发行科洽谈,亦是顺畅。而这本《小学数学应用题题解手册》,在我后来开书店后,亦很长时间都是“拳头产品”之一。

(早期的一本省教社畅销书)

也说不上什么原因,从最初和少儿社、教育社打交道,以至后来和很多出版社接洽,再到以后给报社媒体写稿,似乎都有一种自来熟,交流沟通都很融洽顺畅。

89年春,不满足于流动摆摊,决定开个小办店了。

跑工商所,跑文化局,跑个体劳协,逐个办证,又跑市容(当时还不叫城管),跑派出所,落实选址。当时正好看到有一个废弃闲置的铁皮亭子,联系上后买下,略作改装,用油漆重新涂刷,用电烙丝在泡沫板上刻了个“学友书苑”店名,还整了个简易的店标,算是门头招牌了。书报亭虽简陋,也总算有了个可以躲风避雨、有营业执照的固定经营场地了。

申领营业执照时,那时的个体执照似乎都约定俗成,要在店名前面加上某某区,而集体执照则加上南京市即可,大概是以示区分。税务发票也是如此,国营的不限额,集体的也有不限额的也有很多是千元以下的,而个体户则通常是百元以下的限额发票。我就问所在的工商所所长(该所长喜打乒乓球,在其所里陪打几次后渐熟),是否是有文件硬性规定,所长说这倒没有,我说这带某某区的执照和印章,若出去和单位洽谈业务会有歧视感,最后这位所长还算通融,在审批营业执照及印章名称时,免去了鼓楼区,即“南京市学友书苑”,也算是公平对待了。有了冠以南京市的营业执照,我去税务办理发票时,沟通也方便了些,给我办理了千元以下的限额发票,而不是个体户通常办理的百元以下限额发票。因在省教育出版社发行科,我看到陈列柜里有许多适合去学校销售的教辅书籍,故那时就想,若以后能开个书店,去中小学推销教辅书或也是个不错的渠道,而百元以下的限额发票又如何方便人家学校财务呢。况且,我还想尝试其他相关业务呢,故执照经营范围上除了图书报刊,还有文教用品,工艺美术等。

一切办理妥当后,我跑了南京的省内各家出版社、跑当时在杨宫井的南京新华书店批销中心等处批发书籍,跑南京各家报纸的批发点预定报纸,跑山西路邮局批发部批发预定全国各地出版的邮发杂志、报纸,准备择一个周末人多的星期天开业了。

3月的一个周三,因邮局每周三发行的《报刊文摘》报纸的到来,小书亭只得提前几天开业了。因为报纸讲求时效性,若积压几天就成废报了。

(当年书报亭就位于现在虎啸花园后门旁)

小书亭位于祁家桥1号干休所对面,当时的南电(厂)前厂后门,现在的虎啸花园后门附近。地址较之于主干道自然很偏,但选址时考虑这里是南电这样一个国防大企业的前厂门口,上下班人流量大,周边也全是企业宿舍区,当时还是后面的14所等几家大厂及机校等单位、学校去山西路市中心的必经之路。况且那时也没有书报亭放到主干道的先例,能有一块地方安置,已很知足了。

(开业时买了数百张小书签赠读者)

开业前夕,我买来了几百个小书签,反面写上“买好书、多读书、读好书”一类赠言,再盖上学友书苑印章,作为开业时送给读者顾客的小礼品,开业那几周凡买书者皆送。

曾经,在我七、八十年代买书时,当时山西路新华书店文学柜的彭组长彭阿姨,见我每月都来买书,给予了我这个小书迷很多的鼓励和支持,她把每年春秋两季给大学生的九折购书优惠券,都送我十几二十张,多年一贯,每到开学之际都帮我留着。

在那个图书日渐丰富的八十年代,几十元工资毕竟是有限的,彭阿姨彭组长之举令我十分感动,终生铭记。故当我支起一个小书亭后,也自然想到了传承,想到也有读者会有我曾经的窘境,加上直接批发进书后,也有了一定折扣空间。

故虽开业不久小本经营,但通常一次性买三、五本书的,我会给予九五折优惠,码洋(金额)高的,也给予了九折优惠;遇到老读者,通常即便是买一本书,也会将后面的几分一两毛去掉。个体经营,机制也灵活些;渐渐小书亭的回头客也增加了,慕名来淘书的也多了,每到晚上或周末,还时常会有书迷来交流文学、历史、军事等等。我又去文具店买了一块高达2米的大黑板,放在书亭旁边,每天用彩色粉笔更新、简介新到的书、报、刊及内容。

工作后10多年间,我曾是一个买办藏书者。有次参加南京市首届“金陵状元杯”藏书大赛,方知南京有藏书数万册、10万册的大家,虽未获名次,却也按藏书量获了个鼓励奖。故当摆摊设点卖书时,巨大的心理反差也是显而易见的;但那种内心痛楚,很快就自我克服了。

个体卖书,那年头最辛苦的还是采购,所有书籍、报纸、杂志等等都需自已进货,销售的好,也意味着你将付出更多的采购辛劳。

(结婚时所照,摆书摊前曾喜买书藏书)

一来图书批发点不在一处,有时骑着自行车一次要跑市区好几个不同方向、多趟折返,最远去军区总院附近的一个批发点,有时眼看要骑到家了,忽又消息说某某刚去过批发点又来新书了,有得赶紧返回;个体书店无论是与新华书店竞争还是彼此相互竞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比谁新书到得快,到得早,尤其是畅销书,市场容量是一定的,你进书迟了,慢了,读者在其他书店买了,就没你什么事了,若多数读者觉得你这个书店新书比其他书店总是到的慢一拍二拍,读者就自然会选择其他书店了,那这个书店就难以经营了。

人们都知道,书籍其实是很重的,几十本上百本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起来也是要有一点力气的,有的畅销书一次就要成蛇皮包(本一包)拿,批书多时自行车后架两侧各挂一包,后备架上再驮书,骑起来就更费劲了。这种情况下再经中山北路鼓楼上坡时,即便冬天也是挥汗如雨了。我当年每在鼓楼负重爬坡时,一是唱《红军不怕远程难》为自己加油,二是念叨着“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艺光女工有什么累”自我激励。好在30岁时正当年,力气还有点。

二来各种日报需午后去各个报社批发点领取,有的报摊即使不卖书,单单是拿报纸一项也是件体力或烦心的活儿。南京人爱看报全国闻名,一份《扬子晚报》曾很多年列全国日报类发行量全国第一(《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除外);而南京当时还有诸如南京日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服务导报等多种日报,还有江苏广播电视报、南京广播电视报、周末报等多种周报,关键是每个报社的批发点各自为阵,不在一处,也需东奔西跑。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邮发杂志、报纸,需每天多趟往返邮局批发部,唯一庆幸的是,当年的邮局城北批发部就在山西路邮局后边,离我书亭不远。南京电视报需每周二的一大早到鼓楼百货商店旁一窗口预定和交款,每周四一大清早天不亮就要去排队领报,去迟了就意味着卖迟了,卖迟了自然就意味着积压报废了。

当然,每天最紧张的还是拿日报,《扬子晚报》在新街口新华日报社取,金陵晚报等有的在鼓楼区委旁边的人才市场,有的还在别处。有的日报虽读者数量不多,但有客户需求,也得去订;像《扬子晚报》需求量大的,更需中午第一时间提早骑到新街口管家桥去排队,取晚了,就意味着你当天会有不少份报纸卖不出去而积压报废,因为日报的时效性摆在那里,南京有许多读者又喜欢第一时间读报,你书亭报纸来迟,他就赶到其他摊点去买了。每天拿报纸这活儿,为赶时间比速度,还要骑车骑得快,南京的夏天号称“三大火炉之一”,中午气温大都在40度以上,每每都似洗桑拿;但晴天也就出出汗罢了,遇到狂风暴雨天,遇到下雪天,那就真正是风雨无阻格外辛苦,且数量也不可以临时减少。

我《扬子晚报》从最早创刊后的三分钱一份即卖起,后涨到四分、五分、一毛五、二毛、五毛……刚开始面对十几种报纸,每种报纸价格还不一样,还有几十种月刊杂志,价格也都不一,头都有点炸;每到报纸取回时,书店门口大都早已排起了队,而当时报社的印刷机器还很原始,每四版八张合并在一起,还需一张张先分开,若有十六版,就需四次一张一张分开,最后再将四张不同版面的报纸一一合并,才能形成一份完整的报纸出售。故若真正衡量一个书亭的活儿哪一个最辛苦,窃以为还是这拆分合并报纸活儿,几十份时不觉得,几百份时,手指在分柝中会有酸痛感以至麻木僵硬。因需快速分拆合并(还不能出错),方才能让排队的读者尽快买到报纸。为了赶速度,赢读者口碑,通常手指上需套几个像皮指套分拆,并需两、三人同时进行,除了一个麻利的伙计,母亲也来帮忙。我那时每天,也就是分拆合并完报纸后开始卖报时,是一天中最愉快轻松的时刻。

(最初的书报亭,有时还抱着儿子守摊)

开业后不久,赶上“学潮”事件,报纸的销售量每天急增。最初开业时,也测不清“行情”,附近读者大都还习惯在别处购买,《扬子晚报》每天仅敢订50份起步数,生怕有积压。日报时效性强,报社通常给的是3%~5%的退报率,50份报纸若卖不掉最多仅能退还两三份,剩下的就得自认了。记得刚开业那几周,有时剩个几份报纸,伙计还舍不得,晚上拿到山西路百货商店门口去卖。没多久,随着“知名度”的提升,与售书服务的“与众不同”,报纸销量也激增,份、份、份……逐日逐周递增,不断刷新,到六四前后,最高突破过份仍供不应求。

但市场容量总是有限度的,你增加的同时,其他网点也在增加,而那时报社批发部也有规定,订报数量一周内不得变更,以免出现大规模退报率。故在热销时我保持了冷思考,一来考虑到这种峰值不可能持续太久,当时已有数天出现报纸积压现象;二来当时还有一些报纸杂志发行了“号外”专刊,也可作为替补,且时效性不像日报那么强。我即根据目测常买读者人数,将扬子晚报控制在份,并以南电厂职工下班半小时左右售完作为一个平衡节点,实践也证明,这种类似“饥饿营销”法,效果也好,不仅每天没有报纸积压,有的路过读者还会觉得这家书亭生意蛮火,买不到扬子报会选择购买其报刊或书籍。

这时,我就在想,既然扬子报有这么大的读者需求量,何不通过读者预订的方式,把客户沉淀下来呢?这样也能在波伏不定中减少报纸积压。且实践中已经常有读者每天提前付钱预订了,只是时常人多了容易搞混。

于是我晚上回到家里,设计了一种载有编号、姓名、预订时间、缴费金额等信息的订报表格,拿到打印社打印出来;又用专门本子详细记载之。

89年9月份,我开始了四季度预订扬子报事宜,且推出了凡预订报纸均予以95折优惠(后来九折或送其他实物等形式都有),一切进展顺利,起到了沉淀客户和资金回笼双重效应,同时订报者也不用每天付钱找零,时间效率也提高了。而我设计的那个读者订报表,后被不少书报亭大户前来“取经”效仿;随着日后每天读者面孔的熟悉,订报表格也作了简化,只显示编号了,取一份用笔划一下,一张纸就可搞定了。此外,每天依笔划颜色不同,每张表格纸亦可用两天。

后来,不仅有订一个季度的,订半年一年的更多,相当长一段时间,预订报纸的读者落定~份左右,零售的也就一两百份份,大体定在份样子,卖报劳动强度也分散了,有的预订读者也不必赶在人流高峰时取报了。

当年的扬子晚报社班子也是经营有道,从版面设计上就吊住了读者口味,如有各种连载切入到不同广告版中,读者看了前面自然会连续购买读连载的后续,且连载都是长篇的,从各报刊上精选的,从历史、人文、军事、情感、小说等等都有;而发行量大了,又吸引更多广告商投入,更多企业投放,版面又会增加,形成良性循环,读者觉得花上一两毛钱能买一份厚厚的报纸,月底再卖给废品回收站也能卖些钱,自然也是心满意足。

报社对零售商贩营销上也有一套,通常正版就八版两大张,折扣20%,5分钱一份时就是1分钱,一毛钱一份时就是2分钱,到后来二毛钱一份时就是4分钱,零售报摊卖份每天就有4元收入,份就有20元收入;此外,报纸每增加一张副刊(四版)另付1分钱,后来有时增加四五张甚至更多,以五张计,每份报纸又能增收5分钱,份每天就是又增加5元钱,加上正刊的4元就是9元,一个月也有元收入,而份则有1多元收入了,当然增刊是有变动的,还要扣除卖不掉损失的。

故那时零售报摊虽每遇扬子报副刊增加,拆分报纸的工作量也大,但收入能增加,销售积极性也有,只是卖报人的艰辛与付出,一般寻常人是难以理解或看出的。此外,通常报社每次提价,也与销量下滑有关,以达对冲作用。也正因此,全国有多次日报晚报表彰会在南京召开,各地亦有众多报社来扬子晚报社取经。如今,印刷机器也先进了,卖报者不用再逐张拆分合并了;物流也发达了,有专门送报的分工了,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书报网点的增加,及报社也投递到户了,书报亭经营已十分惨淡,不少网点每天只能卖个十份二十份扬子报,靠卖点饮料什么的维持了。

至今,年近九旬的老妈,还每年订了一份《扬子晚报》天天阅读,也算是一种习惯和情结吧。

近日听老妈说,时下报社负责投递扬子报居民区的投递员,每月底还有负责回收旧报的任务,有的还兼做快递员,想来在互联网及多媒体时代,传统纸质媒介也是遭遇甚大冲击,惨淡经营了。

(如今的书报亭,靠多种经营惨淡维持)

通常报刊亭还销售邮发杂志报纸,刚开始也搞不清楚,挂卖的刊物也五花八门(如前图),后逐步梳理清晰。那时畅销的刊物有《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家庭》、《家庭医生》、《知音》、《世界军事》、《航空知识》、《舰船知识》、《故事会》、《童话大王》、《女友》、《青年博览》、《青年一代》、《上海服饰》、《气功》等20余种,也有一些小众的如《钓鱼》、《围棋》等,尤以《读者文摘》、《家庭医生》、《故事会》等销售量居前,那时每本每期也有一两百本销量。邮发杂志的时效性也强,每天有时要去邮局批发部两趟,若卖迟半天甚至一两个小时,销量也会大受影响,且每个季度预订一次,中途不得变更。邮发的报纸畅销的则有《报刊文摘》、《足球》、《南方周末》、《参考消息》等,南京出版的《江苏广播电视报》、《周末》报等也走邮发渠道,通常邮发报刊的折扣较低,报纸15%,杂志18%,但邮发报刊也较为畅销,只要预订适当无积压,也是书报亭一个较稳定的收入来源。随着后来网点的增多及文娱类消费的扩大,为避免造成积压,邮发报刊也逐步减量。同时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一些知名刊物也走上了自主发行渠道,其发行折扣也高,原来单纯依靠邮局发行的格局也逐渐打破,邮局系统也在刊物发行垄断瓦解后,其批发业务也逐渐萎缩。

早期的南京个体书摊,大都以卖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及琼瑶的言情小说为主,也很畅销。但文学名著类甚少,我开店后觉得这是个空白,有意识地丰富了此类书籍,同时还把家里的鲁迅石膏像搬到了小书亭,营造些文化氛围。其实一来读者也需要引导,小书店里也可以有“阳春白雪”;二来文学名著虽不属某个阶段的畅销书,却也是永销书,任何时段都拥有读者群,我国古典“四大名著”我一直持销不断,且经历史沉淀后,中外文学名著都已成系列,读了一本后还会再能买其他本,故进文学名著从不存积压之忧,还能吸引、积累一批读者群。若再加上一定的沟通交流,更能持续拓展读者的购买力。用如今流行的术语讲,则是叫“引流客户”。

那时通常每年也会有若干畅销书,如龙应台的、席慕容的等等,不一一列出了,当时还有四川作家以“香港雪米莉”笔名出的《女带家》等“女”字系列通俗小说亦颇轰动,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更是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创下纪录。

取名“学友书苑”,自然教辅类书籍也曾是规划中的一个着力点。只憾那时店面小,也未招聘专职销售人员,早年也无经验,凡事都是自己跑自已干,甚至都未想到招聘专职跑单位的销售人员,每天忙碌的基础性杂事,也冲淡了对单位团体业务的“战略”性思考。

也跑过若干小学,从校领导、教务主任、辅导员均拜访洽谈,并做成几单,只是从出版社到学校的运书,都是骑借来的三轮货车自己送货,通常哪怕就是一个年级的配套教辅书籍,也基本堆满一辆三轮车了。

(偶然也挤出时间陪家人游玩)

开书报亭时,偶然也会挤出时间陪家人去公园放松游玩,有次却因十分疲惫,哄儿子睡觉时,自己也睡着了,那一觉睡得之香,至今还能回味。

(当年37层的金陵饭店曾是全国第一高楼)

书亭虽小,也是对外的一个门面一个点,能接触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士,也由此会产生一些客户关系并带来某些商机。

一日,一位平常也较谈得来的订报读者朋友,见我有文化用品经营范围,便提及他所在的金陵饭店有位新来的包房港商,欲购置打字机、传真机等办公用品,问我可否代办,只要质量过关,价格比市面上便宜点就行。恰好,另有一位较熟悉的订报者,曾告我说她是南京新百文化用品对公服务部的,如有什么需求可找她。

我即去新百,那时的新百文化用品商场还是独立于新百大楼外面的,在楼下文化用品部先看了有关商品的零售价格,再去楼上找到对公服务部那位女士,给予的对公批发价与零售价还是有价差的。旋即又去金陵饭店找到朋友,一同来到那位港商包房。洽谈中得知,这港商是“美国总统轮运公司”的,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远洋运输公司,预备在江苏筹设一个办事处,需购置若干办公用品,因刚来人地两生,需找人代劳并送货上门,并说用兑换券现金付款,只要质量可靠价格公道就行。

其实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商店,诚实经营,善待客户,无论大小,都一视同仁,甚为重要;哪怕就是花几分钱几毛钱买你份报纸,亦当热忱待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你的客户了解你认知你了,你的人脉关系就逐渐建立了,而客户再帮你引荐客户、推荐客户,则是每一个从事销售者所追求向往的一个境界。或就是一张微不足道的小书签,或就是购书时主动让了利,或就是一个微笑,一次有点深度的相互交流,让客户觉得你真诚实诚,有愿意找机会帮你一把的回馈冲动。

这两个原本并认识的读者,却在他们的主动介绍引荐中,促成了我首笔文化办公用品业务。记得这笔业务送贷上门后,我当时并未主动提及现场付款,而是告之那位港商,您可以先去就在新街口距金陵饭店不远的新百文化用品商场看看,同品牌的商品询价问问,对比了解一下。结果,那晚朋友下班到书店,就把说好的货款现金付我了,说港商去新百核对过了,很满意。只是钱一半是兑换券,一半是人民币,并说给服务员换走了一半兑换券,我亦一笑了之,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麻烦你了”。

再述一例由客户买书带来了单位业务。

湖南路夜市曾全国闻名。早期刚创办时,大概鼓楼区工商局觉得都是卖服装和小百货的,品种太单一,缺少点文化内涵什么的,就找上门来,说我们在湖南路商场门口的中心位置,帮你预留了夜市摊位,我们了解你书店图书品味较高,希望你能去夜市也摆个书摊,丰富一下夜市品种,提升点夜市文化档次,望你积极支持配合,局里所里也暂不收你夜市摊位费。

遵旨执行,于是,只要天晴,每晚又去湖南路夜市出摊,我找木匠打了个简易折叠式书架兼书铺,每晚借一辆三轮货车骑去摆夜市,好在距书报亭只隔了一个人和街的距离。

(在湖南路夜市出摊)

湖南路夜市好像是当时南京第一家规模化夜市,鼎盛时从中央路口一直延伸到山西路广场,贯通整个湖南路一侧。我处的摊位就在湖南路商场大门口左侧,那时湖南路商场也借势延长了打佯时间,故而人流量也较大。如今,湖南路已在几次拓宽中变了模样,几十年的老字号湖南路商场也早己荡然无存被拆除了,但夜市过往仍记忆在心。

去夜市出摊,我以销售名著等文学书籍为主,销量也行,有时超过书报亭的总额。这时,胆也逐步大了,遇到同学熟人也能坦然面对了。由于对经常买书多者都给予算整舍零的结帐,回头客也多。其中有位气质不俗的女士经常来买彩色封面版名著系列,每有名著新书到必买,我亦给予了较大优惠。一晚,这位女士陪她先生在湖南路夜市逛街,逛到我书摊前,将其先生介绍我认识,其先生说“听我太太讲,你常给她买书优惠,书的品味也高,欢迎你有时间来家里作客”。这位先生一表人才,谈吐也不俗,并把其丁家桥南铁医附近的家庭住址写给了我。

约定一个周日时间后,我上门拜访,其家中古色古香,交谈中得知这位先生姓张,是大学毕业下海创业的,在建宁路开了一个汽配商店,其弟也是一家航空大学毕业的,待在广州负责进货,兄弟俩一同创业。谈话的气氛很融洽,末了他问我,除了图书还做什么,我告他现在夏天了,最近正在做年底单位挂历、台历的预订,他接着说他公司正联系新华书店订一批挂历,但新华书店做不了广告,正愁这事。问我可否在挂历上印上他公司的广告。我坦诚说挂历我卖过,但挂历上印广告我没做过,但估计会有一个起步数才好开机印刷。他说我先订本,如果你能做,价格也比新华书店优惠,就拜托你操办此事了。

那时,印刷好的挂历要想再印广告,我打听到只有浙江人的丝网印刷,于是有几天,我接连跑了几家浙江温州、永嘉人开办的丝网印刷社,货比三家考察其作坊丝网印刷的质量。最终选定一家后,带上其挂历印样,又带上两册来年挂历小样画册,又来到建宁路汽配商店,在张总公司办公室敲定了挂历样本和所印广告字数、颜色与排版样式。年底前,当我把采购的这批一百零几本(怕印刷出差又加了几本)挂历送到丝网印刷社后,天天有空就去盯着,一再嘱咐印刷师傅小心,毕竟丝网印刷不像机器印刷那般整洁,有时一不留神粗心,揭版时就会把印色抹到挂历上造成瑕疵,而一本挂历的成本就有几十元。元旦后,我即把一百本广告印刷完美的挂历,送到汽配公司的张总手上,那位张总亦甚满意。并还说你做生意很厚道,既没收我一分钱订金,加上广告后的每本单价,也比新华书店同样挂历上的价格还低不少,印刷上的广告也非常醒目,就像原来机器印刷的一样;明年还和你做,但再加本做二百本。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当感恩、珍惜路途上每一个遇见。摆个夜市书摊,也能接上新人脉,另辟新业务。故如今互联网时代也是一样,许多互金业务,马云所云的新零售业务,也还是需要业务人员“地推”,需要靠门市通过亲和体验展开的。即便是已经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有些岗位或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但有些需人与人之间亲情交流、感应、沟通的工作,是很难被取代的。

插一句说,夜市因是露天作业,遭遇的突发情况也多,有时明明天气预报无雨,可出摊不久,天色大变,而图书又经不起任何雨水打湿受潮,所以每晚外出,还需晴天防雨天,带上塑料薄膜等防潮防雨用品;有时暴雨突来,还来不及撤离,保护书籍是第一位的,人则时常被雨淋成落汤鸡。

夜市摆摊还需和相邻摊主友好相处,彼此照应,如遇解手方便时,相互也有个照看。

童安格曾唱道:“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夜市的酸甜苦辣,也只有经历过的,方才真正知晓个中滋味。

(小时候,省军区门口的柴火馄饨摊令人难忘)

小时候,湖南路还很窄,每次和父母去玄武湖公园,晚上步行回来都是途径湖南路,那时省军区门口,有一安徽人挑担摆摊卖馄饨的,那种柴火馄饨味道鲜美,留下美好记忆。却未料20多年后,我也会夜晚在湖南路上摆摊出摊。

最初做挂历台历业务时,也是在电话薄上先反复筛选目标客户,以国营大企业、机关院校为主;再用印刷厂印制的标有“学友书苑”的信纸信封寄出征订单探路。那时也无手机,除家里用电话,外出仅有一个军区八一台的中文寻呼机(我住室,故选的寻呼号就是1),遇有寻呼机反馈的,再最终评估其单位的信用度,择优挑选后方上门洽谈。因都是陌生拜访,也不便收人家单位订金,只是照小样画册确定挂历台历的品种和数量,而我批发采购时则是全额付款的,风险都是自个儿扛着,故每次都谨慎又谨慎,事先尽量做好功课。也因此,单子接的也不多,有些单子考虑再三放弃的也不少。

(当年用过的名片和信封,个性头像也是自己画的)

“下海”开书店的日子里,文化用品类还去学校销售过篮球架子、乒乓球台等大类物品,也销售过练习本、笔具等小宗物品的团体购买。但做的较多的,还属纸张(书写纸等)。对公业务从采购环节起,就需用支票支付,诸如前面提及的传真机、打印机等,采购时批发方那时都只认支票不认现金,似乎当时的观念,只认为用支票的是正规单位,故我也是南京较早使用支票的。所以我开业对执照名称的判断感觉还是正确的,不然有些业务还真做不了。我那时纸张进货通常是在网巾市的南京市文化用品批发部,或虎踞路上鼓楼区文化用品批发部,网巾市要远很多,但因有位电大同学调到那里任经理,只要不急时,我一般会照顾他业务;如急需时,就择近到区批发部采购了。纸张属耗材,能洽谈下一家后,通常可以持续做,并且批发部都会在仓库免费按客户所需尺寸切好大小,量小的自行解决运输,量大的则免费卡车送货上门。

记得一位书店附近的住户,也是一位订报用户,在某街道任办公室主任,熟悉后也做过几次纸张业务,其文印人员都说我送去的纸张质量比他们自已采购的要好。这是自然的,我选购前都是经过亲自到几个仓库反复挑选、比较各纸厂材质后才确定的。街道的纸张用量不是很大,通常也就是打印材料、文件等之用,因而每次我都是雇用一位三轮车送货的车主送纸。之前几次都是提前告之、我随车同去也都算顺畅,忽一日晚上这位客户来店里说单位急要,我回曰尽快办到。因第二天又有他事要办,一大早办妥批发手续后,便找到那位熟悉的三轮车主,说客户急需,拜托让其到区批发部把订好的纸张按地址上午速送去。临到中午,那位送货车主打来寻呼道:“对方不收,要退货”。我立马赶了过去,那位平常熟悉的主任,那天却突然发起脾气,说“也没讲让你今天就送,自己都不照个面,纸张就送过来了,让我很被动”云云,我听后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明明是他前一晚催要的,咋就专门找人送到了又不认了呢?但我也没争辩,毕竟原来已蛮熟悉的,就回说没关系,我这就拖回去。可这时其办公室的打字员等文秘人员,见我要把那些纸张都搬走,纷纷上来说,别听我们主任的,他今天发神经,我们纸张真的已用完了,许多材料还等打印,你送来的纸张质量又好又太及时了!

那天,我让送货的车主师傅先走,独自来到街道附近的一座桥边,满腹委屈下任眼泪哗哗流倘。

这虽是“下海”期间难得遭遇,却真得很委屈难过。但以后见到的各类客户也多了,各种个性的客户也经历多了,况且谁都有不顺心发点脾气或短路的时候,心胸也宽广坚强结实了,也不会遇点小委屈就哭鼻子了。

纸张通常设计院耗量大,接洽上一家设计院后,每每都是整卡车运送,可这家单位的纸张仓库在十几层楼上,虽有电梯,但从卡车上把整令整令的纸张搬到电梯再搬到仓库,却是一个不轻的活儿,批发部只负责把纸张运送到所需单位大院,我不能又自称经理又当起搬运工,再让人家行政科长搬吧。故每次到这家设计院送货,我都是提前一天先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找好民工,递上香烟谈好价钱,让他们来几位随叫随到帮忙搬运一下,那些建筑民工也朴实善良,同时见当场就有现金收入,不要十多分钟的时间,每每也都乐意。如此这般,我在设计院的面子上也好看点,也算是当年那种情景下的急中生智和灵机一动吧。

或是厂里待岗下海的缘故,当年做对公业务时,只求薄利诚信能维持生计即可;若是从大公司出来创业的,或恐就会对利润有更多考虑了。书报摊杂事也多,故也没作为主攻方向,小本生意也生怕万一有闪失,承受不起。

“待岗”一段时间后,70%工资又降为50%,后又有了“留职停薪”政策,知回不去厂里了,遂办“留职停薪”,每月缴厂里元,两年一签。到期又续签,可不到4个月,厂里又换领导,并单方毁约,通知留职停薪者每月要缴元。也不诉争了,调动不了,上班不了,留职停薪又遭毁约,只得被迫辞职,离开了付出青春并深爱的艺光厂;也是当时厂里、公司和二轻局第一个辞职的电大生。辞职时想,与其每月缴元,不如再加个元,每月元投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即想即办,来到湖南路上当时中国人保的一个营业门市,办了投保手续。那时利率还是两位数,但当时也没料到货币贬值这么快,且只投到50岁。故我10年前就每月领自己投的那份商业养老保险金了,56岁半时就回本,以后也权当退休金外的一点补充了。

一年元旦前后,报摊前来了一位来宁访亲的台胞,买报时钱包掉出来一个印有“压岁钱袋”四个字的小红包,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用数份报纸换得了这个红包,当时那台胞还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个小红包你喜欢送你就行;我说那可不行,这些报纸你一样拿一份。

晚上回到家,我很是兴奋。因而那时每逢过年,大人小孩都是到文具店买张红纸,讲究的买张红色蜡光纸,回家裁小再包卷起来,就算是红包了,从来没见过像信封一样糊起来的红包。

(设计的小红包图案原自古铜板造型变异,四字改成了“吉祥如意”)

我顿觉这是一个商机,但认为那红包上的“压岁钱袋”四个字太一般了,也太有局限了。我一晚上画了许多图案草图,最终选定了一个铜钱图案,中间又加上了“吉祥如意”四个小字,感觉既有中国元素,又可广泛用于过年红包、生日祝寿、看望病人等多个方面,比单个“压岁钱”用途多多了。设计完图案样稿后又在琢磨,如何再表现突出些,猛然间又受贺年卡上烫金的启发,觉得若铜板图案上再烫金勾边印刷,那就完美了。那一夜兴奋的整夜没合眼!

次日上午,我先跑了新街口中山南路上几家印刷厂,后还是觉得不踏实,生怕“创意”给剽窃了。于是来到五四印刷厂,找到电大班老同学小牟,拿出了我的设计图案,也带去了台胞那个红包原样,满是兴奋地谈了我的创意与想法。小牟那时是五四印刷厂副书记,不分管生产,但热情带我见了分管生产的厂长、车间主任和设计室的设计人员。一番洽谈后,五四厂觉得可以承接印刷,这虽是小业务,不过那时南京印刷业已有民企和外地企业介入,竞争已显现。但对我提出的烫金要求,那位厂长说烫金需要开个氧化铝模板,若数量少,单张成本会较高。我又问多少张起步性价比最优?后经五四厂生产科、财务科等部门核算,回答我说十万张比较适中,每张成本连纸带印刷约3分5厘,10万张就是3元。我一拍即合,因为我认定那烫金吉祥如意红包,每张零售一毛钱当不成问题。

次日,带上现金,与五四厂签了合同、付了款、约定了交付时间。

这中间有位朋友小金得知后,感觉会畅销,非要入伙,我当时觉得有个伙伴共担风险也好,就同意了。

盼呀盼,终盼到了小牟电话让我去五四厂取货。孰知到了五四厂后,被告之交不出10万张了,只有不到8万了。原来那时五四厂只负责印刷,糊信封这活,还下包到街道居委会大妈大爷去干,经印刷、糊封几个环节后,“跑冒漏滴”不少,故只能交付我7万8千几百张了。见老同学一脸无奈,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没关系的,朋友小金还想据理交涉,亦被我制止了。七万多张就七万多张吧,反正当时印10万张也是根据做模板性价比来确定的,现在单张成本也没提高。

货提回来后,我初定批发5分一张,零售一毛;但小金坚持认为太低。两人又几番讨论后,最终确定批发价一毛钱一张,零售价二毛。我和小金又去文具店买来两大瓶红色颜料和毛笔,又东找西要了十几二十本过期大挂历,每本撕下来就是十二、三张,十本撕下来就是一百多张,我草拟了竖写三行广告词:“今年流行”(小字)“压岁钱袋”(大字)“每张0.20元”(小字),然后和小金同时在挂历反面大白纸上书写起来。地面上铺了满地,卷起来几大卷。

接着几天,按计划带着成卷广告纸,带着成包成扎小红包,我们俩先拜访全市各新华书店、邮局门市,再跑东南西北各区有固定摊点书报亭的个体户,约定代销,批发价每张一毛钱,统一零售价二毛钱,但不准擅自提价,不收任何押金,在本子上签上数量和名字即可,卖不掉包退,若买完了再批则就需付款提货,广告也统一发放。当时有的新华书店、邮局门市婉言谢绝了,有的则开通,热情收下了;而所有个体网点的老板们,都觉得有这种无风险好事何乐不为呢,尤其那红包很是新鲜新奇。

9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前夕,仿佛一夜间,在南京街头各书报摊点前,在一些新华书店、邮局门市里,刮起了一股红色的“压岁钱袋”小旋风。

现在回想,当年的红包图案设计也一般般,但这或也是大陆首款压岁钱袋。

直到两三年后,义乌小商品市场才陆续推出了各种类似的红包,只是图案品种更丰富了,且随着大额人民币的出现,红包也增大了。

只可惜当年没有留存一张自己创意的红包。

(如今的红包图案式样更丰富了)

那个吉祥如意的压岁钱红包,当年春节全市就售出了六万多张,实现了当年创意,当年制作,当年回本,当年赢利。取整数8万张计,印刷总成本元,以6万张批发计,获净利3元,俩人各元;如再加上还有近2万张存货,以批发价计也还有近0元。而我还有自已小店纯零售的也不少,有顾客一买就是5张10张,都觉得不仅过年可用,平常也能派上用途。所以,愈是不起眼的小商品,只要量足够大,往往毛利愈高。浙江义乌人后来在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当年小红包获利的金额虽不大,却也是自已首个由创意转化为实物并成功销售的案例,亦如当年在宣传科推出首个套红厂刊一样,那时心里也蛮开心的。

只是当年缺乏发散性思维,没去推而广之思考:一个城市6万张,10个城市呢?个城市呢?第一年6万张,第二年呢?第三年……呢?或许,仅把小红包这一样东西做好做大,就比开书店强多少倍了。

有了渠道代销红包的经验后,我还尝试去大专院校小卖部代销贺年卡,最远的骑车到中山门外的南理工大和南农大,也是蛮拼的。一次回来途中,在孝陵卫一坡道上,见到了同是厂里设计室的老杨,在一个售货亭里卖烧鸡,顺还卖点烟酒饮料。在那个年头,若一个企业衰落了,专业也用不上了,有很多下岗人员和我们一样,不抱怨,不自卑,哪怕靠简单原始的出力流汗,在讨生活。

插叙个早期趣事。夏天的一日,书报亭来了十多个人,一询问,原来是安利要租借附近南电礼堂开个什么传.销大会。来人中有个分管会务后勤的小头头,买了几瓶矿泉水后给我洗起脑来,大谈“经营新理念新模式--传.销”云云,并给了我几张门票动员我去参会听听。我笑而未应,大脑却在飞转:大几百人来开会,这大热天不得需要大量矿泉厂么?我不经意一问,还真是,这位分管会务的小领导那天来,还真有一项任务是为次日开会提前预备“粮草”的。我对其说,盒饭我没有,但矿泉水我可以立马为你办到,只是现在谁家也不会储备几十箱放在店里,但咱是小本生意,相互又不认识,您若真需要,交一百元订金,其余货到付款。

谈妥,收订金。我旋即骑车来到三牌楼附近的苏果饮料批发部开票。那时省农垦下属的苏果还没搞连锁超市,所开批发部以饮料和酒类批发为主,干果零食类批发为辅。

几十箱矿泉水虽是一个小单子,但我以实体门店形式,零售给了以传.销著称的安利,也是蛮开心的。

(十几岁时的人物素描和钢笔速写)

再后来,不仅接挂历印刷广告业务,有丝网印刷经验后,还接过一单电台广告公司的广告衫业务。对方本就是一家广告公司,渠道也多,可经人介绍与我询价对比后,觉得我报得价格更忧,所提供的文化衫质量更好。一直以来,我的想法就是业务合作时互利互惠,在保证质量前提下,讲诚信,有微利就行。90年代初,市面流行起文化衫(南京人俗称“老头衫”)上印广告,而文化衫上印广告,那时也靠丝网印刷,我考虑到是在纺织品上印,恐更有印糊印花掉之忧,故接单前也是多家考察、现场观摩,直到成品合格率几达百分百,才选定了一家。当时定的是件,我采购白衫时又多增加了20件机动,以防印糊掉了备用,而这20件文化衫成本,也就自我消化了。交付前,更是打开每扎,一件一件验收----因为:“信誉”两字最重要!

交付后,音乐台和广告公司均满意,后来有10多件没印上广告多余的,或送人或自穿了。

丝网印刷见多了,也萌生了自购设备自产自销的冲动。还专门去设备厂家参加培训并花几千元买了台简易设备,结果以失败告终,仅是那化学气味,就让人难以承受,有的细节看似简单,但时间火候掌握不上,也易在丝网上形成凝固。

故专业的事还须交专业的人来做,乃通用的事理也。

(当年鼓楼图书馆一楼的社科书店)

这期间,一位也曾卖过报纸的老赵,调到了鼓楼区图书馆任馆长,不久与我商议,将位于江苏路中心转盘上的图书馆一楼四周破墙开店,一番努力后,获得了有关方面批准,成立了一家名为“南京社科书店”的集体所有制书店,我又曾一度去社科书店负责文教图书部。如今,原鼓楼图书馆旧址,几经更迭后,现开了一家“先锋书店”连锁店。

小书亭立了以后,在左侧又陆续有了许多摊点亭子棚子,烟酒店、音响店、餐饮店、早点店都有,若干年后,街道统一建了一排门面房,小书报亭也从此告别了。

沿街开店面,也会遇见各种突发事件。曾遇到两次他人打架斗殴事件,均不顾一切挺身制止,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一次是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对面干休所的饭店,来了十几个机校毕业班学生为一同学庆生日,由于同学带同学,故当晚十几个学生中还夹带有其他学校的。这群学生喝高后居然人来疯赌气打赌,云“敢不敢出去见谁就打”。先是出来了三、四个学生站在饭店门口,恰好有一穿雨衣的男子骑车经过,几个学生不由分说上去就打,那男子体格较壮,连人带车倒地后极力反抗,这时又有店内学生出来,见状口喊“外面打起来了”,瞬间又有十多个学生冲出来群殴该男子。

我当时正在关门板,但书亭外面的日光灯还没关,见此情况立即大喊:“赶快住手,再打要出人命的!”这群学生一轰而散,只见那男子躺在雨地里已昏迷,我又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赶到后,那饭店老板说是机校的学生。次日上午,有其中一学生来饭店结账,被布控的警察逮个正着。事后得知这些应届毕业生均被开除,那晚十几个学生有不少是附和他人出手的,我一声大喊后也就借势下台阶跑了,所幸没有酿成人命案,不然这些学生将为一时冲动付出更大代价。

还有一次,隔壁有一开磁带音响店的小老板,因事和社会上闲杂人员产生摩擦,也是一个晚上,对方来了三辆小车十多个人,并带来了棒棍刀具,而小老板一方店里仅两人,对方冲上来就砸柜台,撕打中对方还掏出了刀具。我见状亦不顾一切上去大喊制止,并告诫其中一个带头的,“一旦发生命案,你们这些年轻人将后悔终生!文革中哪个参与过武斗的有好果子吃得……”

那一晚,小老板虽能以少抗多对打,但其腰上被刺一刀,因为及时制止,对方刺了一刀后即收手作鸟兽散。送医院后,医生说再偏差一点,命就难保了。

也提不上什么“见义勇为”高度,或是儿时经历过文革动乱,或是血脉里有母亲大无畏的因子在流淌,身体单薄的我,遇到了,却也是毫无惧怕挺身而出了,事后静下来掂量想想,也感觉到蛮危险的。但人世间就是这样,邪终不压正,社会正义、安宁也靠每个人去维护,倘若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势必就助长了歪风邪气,社会和谐安宁就少了一份保障。而实际上从小到大,我鲜有和人打架并反对动辄使用暴力的。

此外,母亲时常来帮忙,换我和伙计回家吃饭时,亦多次遭遇骗子使用大额假币的。见老人一人时,骗子通常是结伙配合掩护作案。有时我们事后发现了,生怕老妈生气假装没发现;也有母亲晚上自已发现了,气愤之余,还非要掏钱补上营业额。

开个小店其实也不容易,故如今我偶然买个油饼买个菜什么的,若遇剩下不太多,即便不需那么多,我亦大都全兜了。因为我深知,一个品种“清仓”后,老板心中是何等的愉悦感和幸福感。

改成门面房后,还曾变更执照为“南京学友文化商社”,试谋更大的拓展。但一个偶然的投稿,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辛弃疾说“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人生有时就是这般,沿途虽沟壑纵横,风雨不断,但心若简单,有时平淡乏味间也充满快乐;不论什么“材”,做愿做之做,愉悦也如影相随。宁静淡然,不必背负盛大的仪式,只要不是苟且混日子,予社会有益,予他人有用,心向阳光心存真善,也是一种人生旋律。感恩生活,让我有机会尝试独立生存的能力;感谢曲折,让我有机会领略人生路途别样的风景。

六十再回眸,这段“下海”经历,虽风吹日晒,虽整日奔波,但简单、自主、充实,却也是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蓝白lb

赞赏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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