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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香港点映，香港观众很不给面子，从开评的8分，断崖式地掉到5.8分。三月份香港公映，票房怕是凶多吉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和内地对《满江红》这部片子的负面评价差不多。
假大空，内容空洞，故事性弱已经是张艺谋电影的老问题。
这个除了对电影的故事逻辑严重不满外，对演员及导演都提出了严厉批评，严厉到什么程度呢，他竟然试图冲到张艺谋家剖开张艺谋脑壳，看看他脑壳里是不是装满了水。
这位仁兄得亏是没有执法权，否则张艺谋导演这后半生将很不好过，因为他指控张艺谋将屎包装成巧克力推到市场上卖，这罪过可着实不小。
说实话，港媒话说的虽然尖刻但是实情，有些历史可以戏说，但英雄不能，香港虽然魔改了不少历史人物，但价值观上一直没什么问题。简单点说就是坏蛋就是坏蛋，好人就是好人，而我们这里从学者到导演，非常崇尚一种叫人文关怀的东西，总爱给历史已经定性的坏蛋找借口。
比如给秦桧找的借口是：哎呀！他也是打工人，老大让他对岳飞下手，他也要生活，也要顾忌全家老小的死活。
能对历史人物做这种解读的，动机无非两个：一是在学术上投机取巧，获得哗众取宠的目的；二是隐含着为自己的道德水平低下找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合理解释。
对于《满江红》这部电影的评价已经有人说的太多了。概括一下就是批评者往往基于对电影本身的故事架构、思想内涵进行评述。支持者往往是基于对张艺谋本人及演员进行点评，也就是说是基于偶像崇拜。
今天就说说张艺谋这个人，很多人说，他现在掌握了流量密码，为了赚钱节操一掉再掉。
事实上，张艺谋总体而言是时代的产物，他的艺术生涯，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变革的点儿上了。
张艺谋说感恩时代，这句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想当年张艺谋能进陕棉八厂已经是祖上蒙荫，上北电本已超龄5岁，如果按制度那把尺量，那是万万进不去的。但此时有高人指点，让他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
这主意能被想出来，前提建立在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必须能过去才行，也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个关键节点能过去，写这封信才有意义。
这个关键节点就是信怎么才能递到黄镇部长手里。因为当时张艺谋的妻子能接触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通过华君武的关系张艺谋的信和他的摄影集被送到黄镇部长手里，这才有了张艺谋进入北电学习的机会。
当然，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张艺谋是有摄影天分和摄影水平的。但更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那个时候的中国急需这种人才，所以抛开人情世故本身不谈，张艺谋这个机会是时代的产物。
毕业后张艺谋分配进刚成立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新厂有新厂的好处，软磨硬泡得到了掌镜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机会。又遇到敢于创新的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导演的赏识，辗转调回西安老家的西影厂。那是个文学创作空前繁荣、不缺电影素材、电影创作环境空前包容的时代。
《红高粱》这部电影改变了张艺谋的一生，因为那时候的中国电影急需得到国际承认，张艺谋的获奖不亚于许海峰的奥运首枚金牌。
从此，张艺谋成了中国电影的标志性人物。
这之后的张艺谋电影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伦理篇，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代表。电影故事架构基于小说原创，一定程度上说，原著本身成就了张艺谋前期的电影。
新千年以后，张艺谋开始转型，电影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倾向于拍商业片，以《英雄》为代表，当年这部片子创下票房记录的同时也被诟病故事性不强，逻辑有硬伤。用王朔的话说，张艺谋更像个匠人，而非艺术家。
反正《英雄》之后，张艺谋的电影就让人感觉很拧巴，从片名来说，无论是《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似乎想搞宏大叙事，但故事情节设计太弱，更像是一场绚烂的时装秀场几个走秀者的叽叽歪歪。
这其实是很奇怪的现象，要说中国缺编剧人才，那无法解释与张艺谋同时代的、为中国电影创造过辉煌的莫言、苏童、刘恒、余华等人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是创作能力枯竭了吗？
事实上是时代变了，观众更需要面向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显然也过时了，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除了继续用擅长的色彩堆积突出个人特色外，就是从女人身上做文章，无论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是《金陵十三钗》以及如今这部票房很高争议巨大的《满江红》。可以说，这些影片中，有的女性角色安排得毫无意义，除了刺激荷尔蒙分泌的作用，对情节的推动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这么说，张艺谋导演的艺术成就已经停留在十年前了，那之后和将来大抵能拍的就只是商业人情片了，也许是劳碌命不想退下来，也许是人情债退不了，但为了中国电影，张艺谋真的该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