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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代金陵派版画插图是中国版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形式极富金陵地域特征，多附于通俗文学刊本，文学意蕴盎然。
历史上，版画形式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明代通俗文学刊本插图的生产技术，而金陵派更是在此基础上对版刻诸家的技术与形式皆有所汲取，同时结合地域文化，以完善自身独一无二风格。
叙事性是文学刊本插图的根本属性，金陵版画插图对于图像叙事的表现不仅限于以图像再现文字内容，而是结合生产者对于文本的理解，赋予插图自身完整的叙事结构，
导致了其插图形式中诸多艺术特征源于地方文化，又对文学志趣有所阐释的现象，且此种现象也促进了金陵版画插图本身从市井审美到文人志趣的转变。
一、金陵版画插图的创生环境
商品与艺术属性所构筑的身份注定了金陵版画插图为明代特定时期文化消费的产物，其创生过程中包含着金陵地域的文化、经济发展历程，以及此时工匠对于生产技术、商品形式的追求与探索。
明代金陵版画插图的载体通俗文学有着源于实践的特性，这也使得其发展方向与社会经济、文化政策息息相关。
明朝前中期社会经历巨大变革，文化政策的逐渐放宽给予了通俗文学与金陵版画插图的发展空间。
明成祖迁都北京，使得金陵从原政治中心开始转向经济文化中心，亦带动了江南地区以金陵版画插图为代表文化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极大程度提高了书刊业的生产力，并将此社会语境下的金陵版画插图推上了历史舞台。
雕版印刷技术与书坊是金陵派插图与社会衔接的主要媒介，金陵版画插图的创生并非自发，而是对明朝他派版画风格的汲取，以及对通俗文学与金陵戏曲特色的融合。
二、金陵版画插图的发展演变
金陵版画插图并不同于建安派或徽派等凭借其自身区位因素衍化成的独特风格，除地理、人文因素除外，它更多的是在不同时对于不同经典版刻风格的汲取，从明初对建安派的传承、精进，至明中期，徽派刻工流入，镌刻技法日渐细腻。
雕版印刷技术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其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彻底颠覆了唐朝以前的文化传播模式。
由雕版印刷所演化的版画技术对于信息的传递相较于文字文本更为直观、便捷，也更加贴合普罗大众的接受模式。
明朝金陵地区的雕版印刷产业不若安徽歙县、福建建安等地区历史悠久，然而此地本作为明朝“政治中心”，商品经济较为繁荣。
后又转向“经济、文化中心”使得当地文化产业需求量日渐扩大，雕版印刷产业倾向消费者审美取向，对建安派、徽派的刊刻风格有所吸收、精进，最终形成自身不同于他派的风格特征。
在对比的过程中诸多影响因素指向了历史、人文等领域，这一现象暗示了金陵版画插图的形式发展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故而对金陵版画插图的考析也从单纯的图像本质扩散到了文学叙事结构与艺术社会联系的范畴。
三、文字的视觉转换
纵观明前雕版版画史，金陵版画插图的诞生离不开对各家雕版艺术形式与文人绘画范本的吸收，而其本身作为“插图”这一形式，区别于传统绘画，其最为主要的价值即体现在对文本叙事情节的视觉表现。
从金陵版画插图具体艺术特征出发审视其视觉形象对文本叙述的阐释，以具体的人物叙述与环境呈现角度审视金陵派插图叙事的独特性。
金陵版画插图源于江南地区的剧曲插图，故其艺术特征对戏曲艺术有所沿袭，呈现出人物程式化、空间层次化以及构图剧曲化的特点。
此类艺术特征在造就金陵派插图风格独树一帜的同时又对文本内容、主旨有所诠释，真正意义上以插图形式辅助受众对通俗文学文本的理解，同时提升读者艺术审美，丰富了通俗文学的视觉表现形式。
金陵派刊本插图不若徽派般将人物与场景融为一体，其空间处理具有明确的层次划分，半幅版插图上的层次划分可分为前中后景，又因其双页联幅的版式设计，两张半幅版插图可组成一张全页插图，故左右半幅版插图的空间排布亦有所讲究。
程式化人物与层次化空间的组合推进了金陵派独特剧曲化构图风格的发展，而剧曲化的构图其作用并非仅局限于艺术审美的表现，这也是金陵派区别于他派的艺术特征之一，即图示形象、经营位置皆围绕文本作典型化的叙述。
人物是金陵版画插图刻画的重心，同时也是通俗文学文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明代通俗文学刊本中，人物的特性往往服务于文本主旨结构与情感基调。
金陵版画插图的程式化人物弱化了面部形象，通过服饰、动作以及环境场景等突出人物特性，以通过特性等因素构建人物形象，完成图像的情节叙述。
在金陵版画插图之中对于人物的构建充分考量人物的特性，故其呈现的人物亦会有所区分，人物往往具有单层次特性与多层次特性的区分。
在明刊通俗文学文本的叙述之中人物的行动诞生于情节的发展，并以执行行动的方式推进情节叙事的发展，此时的人物特性则相对于修饰作用，故而并不起到情节发展的决定作用。
在叙事学中，“行动元”模式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对于人物形象中行动的划分。
主体与客体为“行动元”模式下的基础，为叙事情节推进的基本框架，主体往往集中于一个人或团体之上，而客体则未必以明确的人物形象充当；发送者与接受者中发送者是推动或阻止接受者实现其目标的一类角色或抽象势力。
除了特性与行动之外，金陵版画其叙事结构之中诸多人物形象作为符号意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人物的言行以及有关他言行的文字构成其意义。
在叙事学中人物的符号划分为三类：与外部现实世界参照的指物人物、起到文本叙述作用的指示人物、在作品前后多次出现，串联文本内部结构的排比人物。
而在插图领域，由于图文表现方式的差异，图内多以在现实世界有形象可溯源的指物人物与强化内部结构的排比人物为主。
金陵版画插图中的自然环境常以气候、风景等非人为因素进行呈现，如花鸟树木、山石湖海等，但其存于通俗文学叙事结构之中，故自然环境的排布必然受到文本作者与图版绘师的主观影响。
为了美观，金陵版画插图自然环境的镌刻常对宋时文人绘画有所借鉴，进而呈现出富有人文哲理与设计思考的“人造”自然环境。
金陵版画插图中的物质环境指由人工生产或有明确的人为干涉的客体，不同于自然环境的天然生成，物质环境有明确的人为指向，诸如建筑、家具、服饰以及场景道具等。
由于特殊的人为属性，物质环境除了对于文本叙事与构图排布的内部作用外，还常被用于与插图外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物象作对照，是金陵版画插图与外部社会连接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
四、插图的时代连结
金陵版画插图之于明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并不局限艺术形式，相较于中国传承的文人绘画模式，金陵派插图的文艺内涵必然有所缺失，然而参考其作为文化现象产物的本质。
对于艺术文化类消费品而言，受众从中获取的现实意义虽源于作者，却取决于读者所处背景与社会认知。
受众对金陵版画插图的消费、使用与接受行为在显示其文化消费目的的同时阐释着“艺术品—受众”这一社会关系，进而组成明代对金陵版画插图文化消费这一现象中的重要一环。
插图此时作为通俗文学刊本之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用价值与观赏价值兼具，故而成为通俗文学刊本的重要销售手段而并非再是单纯的艺术形式。
金陵版画插图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商品，对于受众所需功能的满足是其本质的属性，明代金陵版画插图的受众阶层差距大，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皆对其有所接受，这类接受皆基于其不同目的的满足，而目的需求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娱乐”、“认知”与“价值强化”三种。
从受众的功能需求推导至生产者的创作思想，金陵版画插图的形式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忽视，然其制造之初的根本目的实则为生产者的经济利益需求。
生产者在其传播性与艺术性中进行取舍平衡，诸多的经济因素也影响着金陵版画插图的形式制造与流变。
这一视角弱化了“生产者”的概念，受众接受过程中所创造的意义并不依赖于生产者本身的真实意图，而生产者本身的生产活动即为对已有的文化概念的融合，从而创造出面向受众的崭新文化概念。
明代金陵版画其社会属性的构建离不开当时社会经济、真挚情势的构建，社会构建论主张以“构建”取代“本质”，以“关系”取代“独立”。
总结
在金陵版画插图发展历程中，图像形式所表现艺术性的提高间接促进了其作为商品的经济效益，而商品经济下的广泛传播亦加快了其艺术形式的不断更迭。
金陵版画插图从初生至成熟的发展脉络清晰地阐释了明代社会语境下插图这一艺术形式自身艺术性与社会性的内在联系，其互相的转化过程体现了明时插图领域的设计思维，诠释了人类活动对视觉文化的影响，进而以史为鉴，思考消费社会下当代插图设计实践的生产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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